七年前，我寫了記憶文學《借我一生》。沒想到，這本書出版后在很多長輩、親友、同事、鄰居間引發(fā)了一場回憶熱潮。他們不斷向我指出需要補充和更正的地方。連一些以前并不認識的讀者，也轉彎抹角地為我提供各種參考資料。

這既使我高興，又把我嚇了一跳。原來一個小小家庭的歷史，也有無限可校正的余地。那么，我們經常要面對的那一部部宏觀大歷史，又會怎么樣呢？

材料越多，越會互相沖擊，互相淘汰，結果反而使內容越加簡潔。這就像散去了霧靄的山脈，筋骨終于顯現(xiàn)。這下我發(fā)現(xiàn)了，我家現(xiàn)代傳奇的真正起點是兩件丑事，一是我祖父吸食鴉片，二是我外公沉溺dubo。從這兩個“骯臟的起點”出發(fā)，整個敘述系統(tǒng)也就活躍起來。

特別需要感謝的是，一位教授對《借我一生》提出了嚴厲的批評。他說：“什么一生，你和妻子近十多年的經歷最為驚心動魄，但你顯然顧慮太多，寫得不清不楚?！彼呐u很對，中國文學不應該違避當下的切身磨難，因為這不僅僅是自己的遭遇。寫下來才發(fā)現(xiàn)，真實，比文學還文學。從古典，到荒誕，從平靜，到高潮，應有盡有。

但是，“真實”又是什么？我重復地陷入了從莊子到西方現(xiàn)代哲學家都描述過的苦惱之中。這個世界需要真實嗎？如果需要，又需要到什么程度？對這些問題，我都不清楚。能夠肯定的真實只有一項：很多與我有關的人，都死去了。我很想與他們說話，不管他們能不能聽到。

于是就有了眼前這本書。有了它，《借我一生》可以不再印刷，盡管它在篇幅上還不到那本書的一半。

直到今天，我還未曾使用電腦，這部書稿仍然是用筆一字一句寫出來的。不知道今后還會有多少人保持這種書寫方式，因此我十分珍惜地把這部書稱為“純手工寫作之記憶文學”。

也許這個奇怪的名稱能夠引發(fā)讀者的一種想象：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握筆支頤，想想，寫寫，涂涂，改改，抄抄，再把一頁頁手稿撕掉，又把一截截稿紙貼上……這種非常原始的“純手工寫作”，與“記憶”兩字連起一起，真是再合適不過的了。

余秋雨

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

請勿開啟瀏覽器閱讀模式，否則將導致章節(jié)內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