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我就回上海了。出生的村莊這次沒有去，只在余姚城里見了一位遠房親戚：比我小三歲的表舅舅。記得嗎？當年我初到上海時在鋼琴邊與我握手的小男孩，終于由于語言不通玩不起來；后來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陰錯陽差他到余姚來工作了，這次相見我們的語言恰好倒轉，我只能說上海話而他則滿口鄉(xiāng)音。倒轉，如此輕易。

　　我就算這樣回了一次故鄉(xiāng)？不知怎么，疑惑反而加重了：遠古滄桑、百世英才，但它屬于我嗎？我屬于它嗎？身邊多了一部《余姚志》，隨手翻開姓氏一欄，發(fā)覺我們余姓在余姚人數(shù)不多。也查過姓氏淵源，知道余姓是秦代名臣由余氏的后裔，唐代之后世居安徽歙州，后由安徽繁衍到江西南昌。歷史上姓余的名人很少，勉強稱得上第一個的，大概是宋代天圣年間的官僚余靖，但他是廣東人。后來又從福建和湖北走出過幾個稍稍有點名氣的姓余的人。我的祖先，是什么時候漂泊到浙江余姚的呢？我口口聲聲說故鄉(xiāng)、故鄉(xiāng)，究竟該從什么時候說起呢？河姆渡、嚴子陵時代的余姚，越窯鼎盛時期的上林湖，肯定與我無關，我真正的故鄉(xiāng)在哪兒呢？

　　正這么傻想著，列車員站到了我眼前，說我現(xiàn)在坐的是軟席，乘坐需要有級別，請我出示級別證明。我沒有這種證明，只好出示身份證，列車員說這沒用，為了保護軟席車廂旅客的安全，讓我到硬席車廂去。車廂里大大小小持有“經(jīng)理”證明或名片的旅客和他們的家屬開始用提防的眼光注視我，我趕緊抱起行李低頭逃離?？墒俏臆嚻鄙系淖惶柎a本不在硬席車廂，怎么可能在那里找到座位呢？只好站在兩節(jié)車廂的接口處，把行李放在腳邊。我突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離開余姚到上海去時坐火車的情景，也是這條路，也是這個人，但那時是有座位的，行李里裝著酒浸楊梅和霉干菜，嘴上咕噥著余姚話；今天，座位沒有了，身份模糊了，鄉(xiāng)音丟失了，行李里也沒有土產(chǎn)了，哐啷哐啷地又在這條路上走一趟。

　　從一個沒有自己家的家鄉(xiāng)，到一個有自己家的異鄉(xiāng)，離別家鄉(xiāng)恰恰是為了回家，我的人生旅行，怎么會變得如此怪誕？

　　火車外面，陸游、徐渭的家鄉(xiāng)過去了，魯迅、周作人的家鄉(xiāng)過去了，郁達夫、茅盾的家鄉(xiāng)過去了，豐子愷、徐志摩的家鄉(xiāng)過去了……

　　他們中有好多人，最終都沒有回來。有幾個，走得很遠，死得很慘。

　　其中有一個曾經(jīng)灑脫地吟道：

　　悄悄的我走了，

　　正如我悄悄的來；

　　我揮一揮衣袖，

　　不帶走一片云彩。

　　車窗外的云彩暗了，時已薄暮，又想起了崔顥的詩句。淅淅瀝瀝，好像下起雨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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